湖南省档案局，有个潇湘人物专栏。
它专门记录湖南省各界名人的档案资料，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内。
其中有一段文字（三个长句）是这样描述的，引起了寒牛出栏的兴趣与思考。
他深刻总结40年杂交水稻研究与生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以唯物辩证法指导杂交水稻研究》的论文中，以翔实的一手材料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指导农业科学实验的锐利武器。
他根据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的观点选择了水稻杂种优势为科研方向；根据对立统一法则和实践第一的观点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突破了杂交水稻制种关；坚持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不断完善杂交水稻的科学技术，由杂交晚稻发展到杂交早稻新组合，改进和提高杂交水稻大米的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促进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由三系法向两系法飞跃，并向一系法前进。
他一再强调，只要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指导杂交水稻科研的深化和发展，就能不断跨入杂交水稻育种的新阶段。
这段文字，看上去很长，读起来比较拗口。
其实，就是记载了一个历史事实:袁隆平院士在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中，从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得到实质性的启发。
有人能理解，有人不能理解，有人压根不去理解。
袁隆平院士认为，《实践论》告诉他要敢于反复实践，不要畏惧失败和困难，坚定了实践出真知的科学信心。
很多普通人体验不到这种复杂心境。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不知科研工作是一个寂寞、平淡、枯燥、乏味，且充满巨大风险与无数不确定性因素的苦力活。
大量的失败经历，很容易击溃一个人的正确判断，或摧毁即将接近的胜利，包括科研方向与信心。
袁隆平院士还认为，《矛盾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给他带来转折意义的重要认识。
让他深刻认识到，杂交水稻种子的培育，关键性因素在于种苗的内部矛盾性，即杂交水稻育种的决定性因素应在于双亲的遗传性有无差异，而不是其他原因。
这些内容都不是寒牛出栏杜撰的。
它是湖南档案局收录袁隆平院士生前谈话和学术文章简写而成的真实内容，对自然科学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另一个史料也证明了档案局资料的真实性。
早在1978年，袁隆平就撰写著名文章《学习唯物辩证法，攻克杂交水稻关》，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对他科学研究的帮助及哲学应用心得，并在湖南省报及国家级报刊发表。
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除了早期毛主席的支持之外，还离不开华国锋主席的多年关心与大力支持。
1975年，华主席拍板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中央决定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另外30万元给广东购买汽车，装备一个车队来运输南繁种子 。
以当时社会的物价，150万元的确不是一笔小数目，大家可以换算一下。
档案还记载了一组数据：
从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国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约占全国水稻面积的1/3，产量则占稻谷总产的40%以上，平均亩产增产在20%以上，增产稻谷总数达到3亿多吨，增加产值3600亿元。
当然，中国主粮增长的还有小麦。
而全面提高水稻产量的，除了杂交水稻良种这个重要因素之外，还有水利系统、化肥运用、农技推广、农药使用等条件。
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才实现了水稻乃至主粮的连年增产丰收。
值得强调的史实是，这些因素都是在毛主席时代完成的，单干只是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增加了农民自由劳动与养家糊口的空间，对粮食增长的作用并不取决定性作用。
还是那句话，中国粮食增产主要受益于水利设施、良种优化、化肥应用、农技推广、农药使用、农民勤劳等综合要素。
总而言之，良种是我国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因素，要有一个全面的认知。
说到毛主席两论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这里插播一段题外话。
比袁隆平院士更早时间，国医大师、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曾撰文表示毛主席《矛盾论》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对他研究伤寒派与温热派的中医理论有巨大帮助。
无论是袁隆平院士，还是邓铁涛国医。
他们都是中国的国宝级人物、顶尖的自然科学家之一，他们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不约而同指出毛主席两论哲学思想对他们的帮助与启发。
这充分充满毛主席两论的应用价值，完全超越了政治、军事、经济范畴，对科学研究乃至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均有重要指导意义。
可见，学点哲学，学习毛主席两论大有裨益。
前几年邓铁涛国医就驾鹤西去，昨日袁隆平院士又化羽成仙，人民纪念他们、缅怀他们、悼念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影响力广泛的公众人物。
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杰出的英才，国家的脊梁，人民的功臣。
（寒牛出栏）
参考资料：湖南省档案局官网，《潇湘人物——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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