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标记氨基酸(联合代谢物标记策略用于检测细菌指纹)

2008年，钱永健与美国马丁·沙尔菲、日本下村修两名科学家，以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共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对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公报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并且将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和改造与显微镜的发明相提并论。
消息传回国内，国人举国沸腾，大家都在为这个华裔而感到自豪，国内媒体也津津乐道他的中国血脉。

然而2009年，红极一时的钱永健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时，他接受众多采访表示:“我在美国出生、成长，我不太会说中文，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中国的唐朝之所以强盛，主要是因为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局限于中国本土文化。”

随后他又不紧不慢地说:“举世闻名的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到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之后，才获得名声与肯定，古今中外，有许多华裔科学家在西方取得科学成就。学术研究无国界之分，不需要拘泥于血统。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必出于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科学家的要件。”

是的，钱永健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他几乎是在外国度过的一生，除了中国血脉，他和中国丝毫沾不上边。

1939年，当时钱学森的堂弟钱学渠立志报国，在贵州担任飞机发动机厂总工程师，时任上校军衔。
但由于国民党官员贪污造飞机的资金，生逢乱世、报国无门的钱学渠在心灰意冷的情况下回到纽约。
1952年，钱学渠第三子钱永健，在美国纽约诞生。

钱家的祖先是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到钱永健这一辈是第34世孙，因此钱永健拥有正统的中国血脉，而今又是书香门第，钱家一家人都十分显赫出众，满堂的高智商天才。
例如堂叔钱学森是“中国导弹之父”，父亲钱学榘是空气动力学专家，哥哥钱永佑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而钱永健作为钱家人，儿时便展露出众的科学天赋，可由于患有哮喘，他不得不避在室外运动，因此他只能在地下室做化学实验，通常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和哥哥做实验，他们引爆了自制的火药，把家中一张乒乓球桌给弄烧焦了，家差点都要没了。
正是具备天赋和兴趣，他在16岁那年，凭借一个金属易受硫氰酸盐腐蚀的调查项目，斩获美国“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全国性奖项“西屋科学人才选拔赛”获一等奖。

20岁时，钱永健便获哈佛大学化学和物理学士学位，后到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他发明出一种更好的染料，可追踪细胞内的钙水平。
愈发不可阻挡的钱永健又对绿色荧光蛋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别人是用来观察，他却是想要通过改变其氨基酸排序，造出能吸收、发出不同颜色光的荧光蛋白。
1998年，钱永健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通过与其他两位科学家的研究，2008年，凭借以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他们共同斩获诺贝尔化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公报上说：“这也正是研究人员今天能用不同的颜色标记不同的蛋白质、观察它们相互作用的原因。”
但他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生命科学领域大奖都被钱永健囊括，他当今生命科学集大成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位华人沃尔夫奖和诺贝尔奖“双得主”。

虽然他生长在美国，所做的成就是通过美国而获取，他也从来不自称是中国人。但作为华裔科学家，钱永健说:“当然，我希望各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能受到激励，但我知道，中国人对此会尤其感到骄傲。”

钱永健成为不了中国科学家，但他希望他获奖可以激励中国的年轻人，这是他作为一名人类科学家的素质。
只可惜，2016年8月24日，钱永健在美国俄勒冈州一条自行车道上去世，享年64岁，至今死因不明。

#科学家# #诺贝尔奖# #人才#

看到这个问题，我居然脑中马上冒出了一堆答案…..而这一堆答案，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名词范畴——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当然，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名词——应用性研究（applied research）

为什么这么说呢？想当年，我博士一毕业就去了企业，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不想继续做基础研究。而之所以不想继续做基础研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往往离我们生活太远了，我甚至都无法让我爸妈理解，我博士期间盯着一个蛾子研究了 4 年，还维持很兴奋，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粗暴一点总结，大部分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填补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而应用性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人类的某一种具体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企业都只做应用型研究，而基础研究往往主要是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开展。

这么一看，是不是就明白了，为什么已看到题目，我脑子马上蹦出了基础研究这个词。但是，虽然从现实层面来看，应用性研究好像确实更有价值，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现在很多应用性研究的底子，都是从数十年前的基础研究中来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应用性研究。

下面就到了讲故事时间了，作为一个生物人，当然要给大家提一提，绿色荧光蛋白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和水母的故事。

1962 年，一个神奇的现象，引起了日本研究人员下村脩的兴趣，为什么有一种水母（维多利亚多管发光水母(Aequorea victoria)）会在晚上发光？随后，在他的推动下，他的团队在水母体内发现了冷光蛋白质水母素与绿色萤光蛋白，以及编码它们的基因。绿色萤光蛋白是一个由约 238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从蓝光到紫外线都能使其激发，发出绿色萤光。整个发光过程，需要这两种蛋白的配合，且这个冷光蛋白质与钙离子（Ca2+）可产生交互作用。

谁能料到，就这样一个在当时看上去平淡无奇，离我们生活很远，甚至在中途因为无法获取足够得研究经费一度被放弃的研究，却在其它研究学者的持续改良下，在几十年后彻底重新定义荧光显微镜，并且被做成了经典的分子生物学追踪体系，让很多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比如把绿色萤光蛋白基因克隆到其它模式生物上进行表达，由于其发光的特性，常被用做报导基因（reporter gene），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含有特定成分的细胞在体内进行追踪，比如我们想要了解神经系统的发育途径，就可以通过大脑中出现荧光的顺序来获取信息。而这些应用性研究的结论，又最终被用在医学上，使我们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获益，所谓天道轮回，有没有感觉到很神奇？

当然，2008 年 10 月 8 日，发现 GFP 的下村脩、后期改良 GFP 的美国科学家马丁·查尔菲和钱永健也因此，在 2008 年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当然类似的科学研究还有很多，比如当年花费 30 亿美金，由 6 国科学家共同参与，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齐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当时看来，无疑是跟大众的生活是毫不相干的研究，却在今天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比如，通过基因组比对，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突变与疾病的产生有相当的关联性，一些完全不抽烟，但患肺癌基因风险较高的人群，肺癌的患病率却比有些基因风险较低的重度烟民高出 40%。

而现在的基因测序成本，已经降低到全民都可以接受的程度，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获得了自己的基因组数据，是不是就可以根据自己基因层面的风险，从小就开始针对性的注意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从而极大的降低未来的患病概率呢？

人均 120 岁的目标，说不定真的能在 21 世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