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袁隆平成功研发出杂交水稻，增产最高接近50%，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随后杂交水稻迅速走向全国。如今，中国水稻的种植面积为3千万公顷左右，位居世界第二，但年产量却冠绝全球，达2亿吨以上，其中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居功至伟。在过去几十年中，除了国内发展迅速之外，杂交水稻已经走向世界，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美国、日本等都有大面积种植，并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为世界粮食问题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贡献，国际上有人评价杂交水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做出的第五大贡献。
首先，杂交水稻的基本思想和技术并非始于袁隆平，而是始于美国人Henry Beache，他在1963年提出相关理论，不过Henry Beache的设想和方案存在着某些缺陷，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后来，日本人提出了三系选育法来培育杂交水稻，提出可以寻找合适的野生的雄性不育株来作为培育杂交水稻的基础，但效果不好。袁隆平在这些基础上成功研发出杂交水稻，因此他的杂交水稻缺少一定的开创性，而诺奖注重开创性、创新性。
其次，作为科学研究的一方面，杂交水稻的技术缺少一定的理论性，也就是说袁隆平更像工程师，偏向于实践，缺少一套相对成体系的理论。当然，之后数十年的研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也可以说形成了一套理论，但诺奖认不认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三，诺奖中没有设置农业奖，杂交水稻技术与物理、化学、医学不沾边，与文学、经济更没有什么关系。就好像不论数学家的研究成果多么惊人，最终还是无法得到诺奖一样，因为诺奖中没有数学奖。
根据诺奖官方资料显示，诺贝尔和平奖旨在表彰为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军备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按照这一评选标准，似乎与袁隆平无关，但翻开诺贝尔和平奖的120年历史，却会发现与粮食有关的得奖者不少。
1922年，挪威弗里乔夫·南森获得和平奖，理由是对数百万竭力对抗饥荒的俄国人民提供帮助，以及对小亚细亚和色雷斯难民的帮助。弗里乔夫·南森是挪威的一位北极探险家、动物学家和政治家，后来担任国际联盟高级专员，由于从西伯利亚、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遣返50万名战俘与直接援救俄国遭受饥饿的人民而获奖。
1949年，英国约翰·博伊德·奥尔获得和平奖，理由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和杰出的组织者，世界和平组织联盟和国家和平理事会主席。
1970年，美国诺曼·布劳格（见下图）获奖，理由是表彰他对绿色革命作出的贡献，对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粮食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饥荒世界带来面包。诺曼·布劳格与袁隆平比较相似，他成功培育出抗病、耐肥、高产、适应性广的半矮秆小麦，让小麦产量大幅提高，但成就远远比不上袁隆平。
2022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奖，理由是以表彰他们为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作出的贡献。
袁隆平之所以甚至连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都没有，这就与和平奖的评选有关了。其实，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实在比较尴尬，毕竟连好战者都能够评选出诺贝尔和平奖，这背后本身就有着诸多的内涵。
1901年诺贝尔和平奖首次颁发，但直到1936年才出现第一个非欧美籍人士获奖，即阿根廷的卡洛斯·萨维德拉·拉马斯，第二位是1960年的南非艾伯特·卢图利，第三位是1973年的北越黎德寿（与美国基辛格共享），之后才多了起来，30余个非欧美籍人士获奖。更重要的是，这些欧美之外人士的国家，多数都与西方关系友好（或在获奖时期友好），比如日本、韩国、以色列、南非等；或者是敌对欧美的国家内部的反对派，最典型的是伊朗等。也就是说，1973年之前和平奖绝对是欧美的游戏，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才具有一些广泛性，但这时和平奖变成了一种政治武器，为实现西方某些国家意图或利益而奖赏给了某些人。（下图，美国前任总统又一次获得和平奖提名）
总之，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否定和平奖，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不纯粹的奖项，是一个有瑕疵的奖项，其中很多事情耐人寻味。鉴于中西方的关系，袁隆平没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有一篇文章叫《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其中费厄泼赖意思叫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西方一直强调费厄泼赖精神，至今还有很多中国人深信不疑，但百年和平奖的颁发，可谓是对西方强调的费厄泼赖精神的绝妙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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